苏州收债公司成功调解一场持续四年的海外建房投资纠纷

“感谢法官，感谢书记员，这一次，我们终于讨回了公道，追回了血汗钱！”签下调解笔录、拿到调解书的那一刻，当事人张女士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向承办法官团队深深鞠躬。这场持续四年的海外建房投资纠纷，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四季青人民法庭的悉心调解下，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，让数个家庭的“投资梦”资金失而复得，重燃希望。

2019年，A县的张女士偶然了解到一个东南亚建房投资项目，对方承诺项目出售回购的年化收益可达30%以上，堪称“黄金机遇”。参与完一场热情洋溢的宣讲会后，张女士当场支付了数千元定金，随后与亲戚商议，共同凑齐数十万元首付款，满怀憧憬地签订了购房合同。

“当初B公司及其法人钱女士把项目前景描绘得天花乱坠，还亲自带我们出国实地考察，我们甚至参与了活动的组织和安排，万万想不到他们会沦为这般境地。”张女士回忆道，“我是生意人，最看重诚信，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欺骗。”交完房款一年后，工程进展便杳无音信。B公司员工推诿称国外政策有变，项目一度停工，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复工。可到了2021年，项目仍遥遥无期，钱女士及其团队开始以各种借口搪塞，后来甚至避而不见。

手握收据的张女士这才惊觉，“投资梦”已然化为泡影。多次协商无果后，她一纸诉状将B公司和钱女士以不当得利为由告上法庭，要求退还全款及利息。

案件分配至我手中，初步研判后我便意识到，此案绝非简单的不当得利纠纷。尽管张女士未提交购房合同，但海外购房事实与不当得利明显不符，坚持以此案由起诉必有深意。张女士情绪激动，反复强调投资款是数个家庭拼凑的养老钱和借款，甚至表示若拿不回钱，就要“采取极端行动”。

“若机械依循法律关系裁判，不仅原告诉求可能落空，更会激化矛盾。”我毅然决定从查明事实入手，组织第一次庭审。

庭审中，B公司和钱女士全盘否认起诉状陈述的事实，声称自己同为受害者，因东南亚投资失败损失惨重，数亿元款项难以收回，数百名投资人正持续维权。钱女士辩称：“此案与我们无关，购房合同是与东南亚C公司签署的。”她向法庭提交了有张女士签字的合同作为证据，“收据也由C公司盖章。虽然现金由B公司人员代收，最终却悉数交予C公司，我们不应承担退款责任”。

面对辩解，我未急于下结论，而是再次细审证据。调查发现，钱女士作为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也是C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，在项目中扮演关键推介角色，日常与投资人的微信沟通均由B公司员工主导。为彻底厘清真相，我组织双方提供更多证据：从宣传手册、活动照片，到微信记录、通话录音。经过抽丝剥茧的调查，案件症结逐渐清晰：钱女士以C公司的名义在国外办理施工手续、签订合同，在国内她本人与B公司团队负责宣传、协调售房事宜。项目因政策等因素停工后迟迟无法复工，钱女士投资严重亏损，回款无望。业主退款潮加剧资金链断裂，最终导致公司破产，张女士等投资人血本无归。

“钱女士，张女士情绪激烈，上次开庭他们险些围堵律师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拦了下来。”庭审后，我致电钱女士劝说，“此案双方和解方为上策。张女士虽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，但矛盾一日未解，她便一日不罢休。我们沟通了好几轮，她们愿意让步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能退部分款项就行。”钱女士无奈回应：“我这也是山穷水尽了，这些年为业主退款耗尽数千万，我靠着卖房、借款才勉强凑钱。我做生意向来重诚信，最后肯定会退款，但需宽限一定周期，而且我这么大亏损，也很难退全款……”

经数轮磋商，张女士与钱女士就退款数额达成一致，但在支付方式上双方再起分歧。张女士情绪激动：“必须一次性付清！拖欠五年了，不当庭交付宁可不调解。”我劝她冷静，提出折中方案：“张女士，您与钱女士都是生意人，都明白投资亏损的滋味。她现在一时筹款困难，但双方对金额达成共识已经很不容易。钱女士承诺年底前全款还清，我们可设违约金条款：若逾期未付，您可以立即申请强制执行，追索全款。”张女士陷入沉默。我趁势补充：“钱女士还愿当庭支付部分现金以示诚意，余款年底前结清。您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就再坚持这几个月，调解书一样具备强制效力，法院将监督对方履行。”最终，经反复沟通，钱女士同意缩短部分周期，张女士也点头接纳协调后的方案。

签下调解笔录、拿到当庭支付款项时，张女士哽咽道：“王法官，我们同意调解，不是因为对方的态度，而是因为您和法院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！万分感谢，我们终于讨回了公道！”这场历时数年的域外建房投资纠纷，终以调解圆满落幕。

作为一名初任法官，目睹张女士紧握调解书、泪光闪烁却笑容绽放的画面，我心头暖流涌动。这不仅是为当事人追回损失的胜利，更是为张女士数年来的艰难维权之路画上了一个句号。回顾调解过程，违约金条款的巧妙运用成为破解僵局的关键——既缓解钱女士资金压力，又为张女士筑起法律屏障，违约即可强制执行，无形中弥合了信任裂痕。